妻子领工资党员干部为什么算受贿从4个案例分析

妻子领工资,党员干部为什么算受贿?

从4个案例看特定关系人挂名取酬行为的认定

“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经济全球化形态,但全球化发展大势没有改变。中国作为全球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不断探索网络空间治理之道,在信息技术、数字经济、网络安全、网络内容等方面完善治理机制和政策,提升治理能力,为全球互联网治理贡献经验和方案。”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副院长李欲晓说。(完)

原来,在规划建设的土地上,突然冒出了一个“庞然大物”——占地1.3万平方米的姚江路综合市场,硬生生将两条干线道路切成了“断头路”,严重影响周边居民出行,群众对此怨声载道。

不久之后,一场针对平行车销售市场的专项整治正式启动。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李文峰

在钟利明案中,其辩护人在上诉中提出,符某从体检中心辞职后领取的工资是中心提供的补偿款,没有形成直接的钱权交易,应属违纪款。然而,综合各项在案证据,彭某向符某发放工资的动机是对钟利明表示感谢,以及求得他以后在中心运营、资金结算等方面的关照,因此这一辩护意见不能成立,3.3万元应被认定为受贿款。

2018年,天津平行进口车销售市场不正常的警情激增,引起天津扫黑办关注。经过明察暗访发现,2016年至2018年4月,天津滨海新区接到涉平行车类警情1796件,以旧充新、合同欺诈、强制搭售等问题突出。

群众痛恨什么就严厉打击什么

正当颜锦涉黑团伙疯狂敛财之际,扫黑利剑出鞘,将该团伙及幕后“保护伞”一网打尽,颜锦获刑25年。消息传来,群众奔走相告,拍手称快。

“才借了两万元,却被讹了9.6万元。当时父亲脑梗急需用钱,我一着急就信了街头‘无抵押、速放款’的小广告。谁知道会这样?”时某回忆说,被威胁和殴打后,他借遍亲朋好友凑钱还款。

给时某下套的,正是穆嘉涉黑团伙。

“打击‘套路贷’,为咱老百姓办了一件大实事。”来到红桥区翠西园社区,多位居民告诉记者,身边就有邻居被“套路”过,那时经常看到不三不四的人上门,还用红漆在门口喷“欠债还钱”等字样,弄得人心惶惶,扫黑除恶后,这种事再没发生过,生活又恢复了平静。

其中,中国5G技术世界领先,专利申请数量优势明显,华为排名第一,中兴通讯排名第三。据统计,从2020年开始,全球的5G网络将有三分之一来自中国技术。

依法办案是底线,也是标准。“在推进扫黑除恶过程中,我们既注重打击数量,更注重办案质量。”市公安局副局长、市扫黑办副主任田寿涛说。

“实际上她基本什么都没做,只是人到了谈业务的现场。混凝土公司的老板想以此为由头来给她送钱。她在场时对方知道她是姚沈良的妻子,业务会更好谈一些,无形中也成了企业的‘护身符’。”浙江省南湖市纪委监委审理室主任孔晓曼介绍,周玲珍文化程度低,基本不识字,也完全不懂混凝土和管桩事项,跑业务只是取酬的幌子。因此,周玲珍领取201万余元薪酬显然不是业务对价,而是权力对价,均应计入受贿数额。

高亮、刘双案,公安机关以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移送后,红桥区人民检察院积极介入引导侦查,在多次补充侦查,涉黑“四个特征”仍不明显、相关证据体系仍存在缺陷后,果断以恶势力犯罪集团起诉。多位被告人在法庭陈述时说,感受到了司法公正,认罪悔罪。

现实中还有一种情况,是党员干部和特定关系人为了回避挂名取酬,故意制造实际工作的假象,这本质上是掩盖权钱交易行为,应当认定为受贿。受贿数额为特定关系人实际领取的薪酬数额。

2020年9月,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岳阳市中医医院原副院长钟利明受贿案进行二审宣判,判决书中提到,钟利明妻子符某在该医院体检中心领取3.3万元工资,这笔款项被法庭认定为受贿款。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特定关系人本质上是具有共同利益关系的人,这种利益共同体一方面包括近亲属、情人这样的感情关系,另一方面包括“其他共同利益关系”,后者主要为经济利益共同体。通俗的判断标准在于是否具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

王旭东案,公安机关以恶势力犯罪集团移送后,宝坻区人民检察院提讯了全部32名涉案嫌疑人,制作700多页审查报告,认为该案涉黑“四个特征”较为明显,提出70多条补充侦查意见引导公安侦查。最终,该案以涉黑起诉,并新增3个罪名5起犯罪事实。

《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0》蓝皮书 施紫楠 摄

“一切以证据说话,不枉不纵,确保每一起涉黑涉恶案件都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天津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市扫黑办副主任王迪说。

截至目前,天津市共打掉涉黑组织27个、恶势力犯罪集团73个、涉恶犯罪团伙503个,抓获犯罪嫌疑人6850人,破获涉恶类刑事案件5153起,查封扣押冻结涉案资产38亿余元,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案件371件、687人。

实务中党员干部要求或者接受他人给特定关系人安排工作领取薪酬的情况较为复杂,能否认定为受贿,应从两方面判断:一是取酬依据,是否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行为密切相关;二是取酬正当性,特定关系人是否实际参与了工作或实际工作但所获薪酬明显高于其劳动所得。

就“套路贷”案件中反映出的金融市场无资质放贷、企业超范围经营等问题,红桥区法院相继发出司法建议12份;就涉土地领域问题,北辰公安向土地管理部门、镇政府等发出公安提示函44份……针对行业乱象和监管漏洞,天津纪检监察和政法机关及时制发“三书一函”,强化跟踪问效和督办问责,实现全链条打击整治。

“真的没想到,特别感激。我对扫黑除恶很满意,为司法工作点赞。”时某动情说道。

党员干部利用职权安排特定关系人挂名取酬,方式相对隐蔽,情形比较复杂,但只要存在权钱交易,就是借职务投机谋利,就应该认定为受贿。在日常工作生活中,党员干部必须厘清权力公私边界,“恋亲不为亲徇私,念旧不为旧谋利,济亲不为亲撑腰”,管好自己和身边人,以自身示范匡正党风政风,带动社风民风。

红桥区法院执行法官加班加点,线上+线下,对不动产登记中心、车管所、涉案银行、公积金中心等涉案资产进行全面查控,仅银行账户就梳理了400多个。通过细查每一笔流水,发现并查封穆嘉隐匿财产100多万元、团伙成员公积金17万余元等。

为什么如此多的群众支持和拥护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记者近日深入天津基层一线进行寻访。

采访中,天津检察机关践行“是黑恶犯罪一个不放过,不是黑恶犯罪一个不凑数”的做法,让记者印象深刻。

针对这一情况,天津严惩土地领域犯罪,打掉相关涉黑组织11个、恶势力犯罪集团20个,收回被占国家集体土地5万余亩,为国家集体挽回经济损失超200亿元,带动社会风气持续好转。

此外,在“健康码”“通信大数据行程卡”等政务服务助力疫情防控作出重要贡献的同时,网络直播等新业态的爆发式增长,也满足了疫情期间网民的生活需求。截至2020年6月,中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5.62亿。

法治,是最大的公约数。从不远千里奔波向受害人取证打牢证据基础,到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实现刑事辩护全覆盖,从庭上让代理律师充分表达观点保障辩护权,到对涉黑恶未成年人从宽处理彰显司法关爱,天津始终坚持在法治框架内推进扫黑除恶,赢得了社会各界最广泛的支持和拥护。

“符某从体检中心辞职,是因为大家知道她是副院长的妻子,已经有人对此进行议论,受舆论压力退出。因为钟利明对彭某曾经具有职务上的帮助及后续进一步帮助的可能,作为钟利明的特定关系人,符某不实际工作,却接受彭某安排的薪酬应当认定为钟利明的受贿款。”陈敏解释。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七条规定:纵容、默许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身边工作人员和其他特定关系人利用党员干部本人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谋取私利,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党员干部的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其他特定关系人不实际工作而获取薪酬或者虽实际工作但领取明显超出同职级标准薪酬,党员干部知情未予纠正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要求或者接受请托人以给特定关系人安排工作为名,使特定关系人不实际工作却获取所谓薪酬的,以受贿论处。

例如此前落马的湖南移动公司原党组书记、总经理王建根,在湖南“农信通”信息服务等多项业务中对拓维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某丙予以关照。为感谢王建根,李某丙安排其情妇张茜在拓维公司任业务员,每月工资为833元至3130元不等。为进一步拉近关系,李某丙编造出“刘平”“许灵”两名员工,向张茜多发两份工资。另外,张茜从拓维公司离职后,仍领取了近一年的薪酬,两项累计多发69.4368万元。本案中,张茜领取的他人名下工资及离职后的续发工资本质上为不劳而获的财物,最终被认定为受贿款。

群众痛恨什么,就严厉打击什么。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天津积极回应群众关切、顺应群众期待,严惩“套路贷”“软暴力”以及涉土地领域等黑恶犯罪,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提升群众的安全感。

《报告》表示,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推动复工复产复学、保障人民工作生活、加快经济复苏增长等方面,数据、人工智能、5G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

受害人权益如何保障?

该案宣判后,移送到法院执行局开展涉案财产执行。“该案需要退赔受害人金额共计303万余元,但当时扣押查封的涉案资产能够马上变现的不足三分之一。”红桥区法院执行局局长姚桂霞回忆说。

综合上述纪法规定,特定关系人挂名取酬能否构成受贿,关键在于是否具备权钱交易的本质特征。“要么是请托办事完成后表示感谢,要么是有事项将要请托,只要有具体的请托事项,哪怕党员干部只是做出承诺,就具备了为他人谋利的要件。”湖南省岳阳市纪委监委第七纪检监察室干部李瑜介绍。

如果特定关系人是“挂空挡”领取薪酬,未实际付出劳动,应当认定为受贿,受贿数额为特定关系人实际领取的薪酬数额。

亲属领取工资,为什么归为党员干部的受贿款?党员干部身边人挂名取酬行为如何认定?为了对上述案例形成准确的定性,首先来厘清它的法律依据。

上世纪80年代末,尚未成年的颜锦已是一臭名昭著的流氓恶势力团伙的得力干将,后该团伙5人被判处死刑,颜锦被判处无期徒刑。

与“套路贷”一样让人深恶痛绝的,还有如陈立敏案那般的涉土地黑恶犯罪——黑恶分子强占国家集体土地,私搭乱建,对外出售或出租牟利,不仅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还严重影响当地治安环境。

当时的情景,他还历历在目——刚下班走出单位门口,一伙人气势汹汹地冲过来,把他押进面包车、戴上黑头罩,拉到一处出租屋非法拘禁。对方说,当天白天就得还款,下班了还没还就算违约,除本金外,还要赔偿违约金9.6万元。

滨海新区区委政法委综治工作室副主任莒海滨告诉记者,一方面,警方以打开路,端掉4个涉平行车犯罪组织,其中包括1个恶势力犯罪集团、两个恶势力犯罪团伙;另一方面,公安、市场管理、商务等部门合力规范平行车市场秩序,有效净化行业营商环境。

在法治框架内推进扫黑除恶

借款5万元,只给3.5万元,1个月后连本带息要还40万元,稍有不从便威胁恐吓、关狗笼……2018年9月,天津红桥区人民法院对穆嘉涉黑案公开宣判。此后,天津打掉了一批“套路贷”涉黑恶案件。

最终,法院查封该案涉案存款422万元,不仅实现了“黑财清底”,被害人损失也第一时间得到了足额退赔。

2020年,在中国和世界的发展进程中都是不平凡的一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提出严峻挑战,更是对中国数字技术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一次全面检验。

扫黑不是目的,无黑才是目标。天津率先在全国提出创建“无黑”城市目标,加强对重点行业领域的综合治理、源头治理、依法治理,标本兼治,最大限度铲除黑恶滋生的土壤,让群众切身感受到环境之变,增强获得感。

明确了取酬依据,在党员干部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利的前提下,特定关系人挂名取酬的哪些款项应当认定为受贿,必须区别几类情况予以定性。

不仅是穆嘉案,红桥区法院审结的18起涉黑恶案件,被害人损失均足额退赔到位。

首先,要看特定关系人接受请托人安排工作并取酬是否与党员干部利用职权为请托人谋利相关联。若与具体的请托事项无关,则不作刑法上的评价,但如果违反相关党规党纪,应给予相应纪律处分。

《报告》显示,2019年,人工智能专利申请数量首次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专利申请数高达11万项。

“例如,大数据技术能帮助有关部门实时了解和精确掌握疫情动态;人工智能覆盖智能诊断、体温检测等方面;人工智能算法用于病毒基因测序、新药研发等工作。”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信息化研究所所长邹潇湘说。

这里再来关注一个专属概念——特定关系人。《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对特定关系人的界定是:与国家工作人员有近亲属、情妇(夫)以及其他共同利益关系的人。

时某怎么也想不到,自己被“黑”了的9.6万元,能失而复得。

最终,天津北辰警方雷霆出击,一举端掉了这一黑恶团伙。近日,《法治日报》记者来到已拆除的综合市场地界看到,不远处工程机械轰鸣,宽敞的交通干线即将修成通车。

颜锦,绰号“四哥”,曾是天津名号最响的“黑老大”。

问卷调查显示,天津99.7%的居民群众对扫黑除恶高度赞成,97.1%的居民群众认为扫黑除恶取得明显成效。

坚守法治定力,充分展现了天津司法机关决胜扫黑除恶的决心,有力提振了人民群众打赢专项斗争的信心。

“我们还不出钱,他们就派一帮‘黑衣人’强行接管了公司,导致我公司被迫停产,1000多名员工离职。”塑力公司办公室主任刘女士向记者感叹道,塑力曾位列天津民企500强,年产值超百亿元,“好好的一个企业,没两年就被搞垮了”。

2011年出狱后,颜锦不思悔改,纠集一帮刑满释放人员(其中7人曾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以经营公司为名,实施“套路贷”犯罪,侵吞企业和个人巨额资产;该涉黑团伙还实施了敲诈勒索、聚众斗殴等犯罪,令人“闻颜色变”。

一家名为塑力的集团公司就因此陷入绝境。2015年起,该公司因过桥贷款需要,多次向颜锦控制的公司借款。颜锦以日息千分之三、利滚利要求塑力公司还款,并采用威胁、恐吓方式催收,逼迫该公司签下7.2亿元虚假借款合同。

“这是一起典型的特定关系人不实际工作却获取所谓工资的案例。”钟利明案审判长陈敏介绍,钟利明所在医院的体检中心主任彭某系由钟利明推荐上任,之后,钟利明将妻子符某安排到体检中心工作,几年后符某辞职,但体检中心仍按每月3000元的标准给符某发放空饷,至案发共发放“工资”3.3万元。

如果特定关系人虽然实际参与工作,但领取的薪酬明显高于同职位正常薪酬水平,应当认定为受贿。受贿数额为特定关系人实际领取的薪酬与正常薪酬的差额。

例如安徽省皖南医学院原督导员张光平利用职务便利,协调某企业主拿到了皖南医学院新校区宿舍楼、科技大楼等工程规划设计项目。作为回报的一部分,企业主聘请张光平的姐姐张某担任其企业会计,张光平知情并接受:“我知道企业老板是看我的面子才这么做的。”张某虽未正常出勤,但一直领取工资和奖金。2020年6月,张光平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张某领取的23.2万元薪酬被认定为受贿款。

从严打涉网黑恶犯罪到对平行进口车销售市场乱象进行整治,从深挖“保护伞”到“打财断血”……天津聚焦群众所恨所怨,对黑恶势力重拳出击,打出了声威,赢得了民心。

实际上,综合市场是一伙以陈立敏为首的黑恶团伙强占国有土地后私自搭建的。该团伙靠出租摊位谋取非法利益,还多次实施敲诈勒索、聚众斗殴、阻碍殴打执法人员等违法犯罪,当地群众深受其害。

很快,相关警情归零,天津平行车销售量及全国占比稳步提升。

“以前,综合市场私搭乱建、污水横流,周边环境很差。‘断头路’让出行受阻,早上7点开车送孩子去3公里外的幼儿园,有时一个小时都到不了。”住在附近宸宜花园的居民肖先生说,现在环境变好了,出行畅通了,这都是扫黑除恶的功劳,大家特别拥护扫黑除恶。

例如,浙江省南湖市委副书记姚沈良在任职期间及退休后,通过妻子周玲珍,以混凝土业务费、工资、奖金的名义,收受某房产公司实际控制人姜祖良所送的好处,共计人民币201万余元。为制造在混凝土公司工作的假象,周玲珍有时跟着其他业务员跑业务、谈合同,只要是她露过面的项目,都计入她的业务提成。

行业清源助力无黑城市创建